中电联是国电公司的“儿子”还是“孪生兄弟”

　　第八节与中电联结缘

　　在为国电公司作完“职能机构”与“财务模式”设计后，已经有人称我为“电力专家”了，当时找我探讨电力体制改革的国电系统的单位和朋友也开始增多。其中，中电联就成为我为国电公司系统制作的一系列咨询方案中的第三个具体对象。

　　综上所述，我在进行国电公司组织结构设计时，便认为中电联的角色十分重要，需要重新定位。因为国电公司的改革要做到彻底，就必须把政府职能和行业管理职能从国电公司分离出来，而一旦实现这一步，电力的行业管理职能就需要中电联来承接，因此中电联的改革能否配套进行就成为关键。当时国电公司的副总经理赵希正同时还兼任中电联理事长，基于国电公司领导对我方案的高度认可，他向中电联推荐了我。

　　1998年11月的一天，我接到中电联常务副理事长刘宏的邀请，来到位于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的中电联大楼，第一次见到了刘宏常务副理事长——他曾是西北电力集团的总经理，被人称为“西北王”，与会的还有叶荣泗副理事长和秘书长王永干，见面后才知道，刘宏常务副理事长代表中电联请我制作一个中电联管理体制与组织结构的设计方案与国电公司的改革相配套。因为他们知道我给国电公司制作的方案中，主张要把国电公司与中电联的“父子”关系变为“兄弟”关系，从国电公司领导中电联，变为中电联为国电公司服务，就像中电联为其他企业服务一样。而我的这些观点恰与刘宏等同志的观点不谋而合，于是有了这次会面。

　　会面后刘宏副理事长请我吃饭，席间说中电联经费不多，只能支付咨询费15万元，希望我能接受。我和刘宏常务副理事长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他“西北王”的豪爽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加上酒后我也难以拒绝。

　　随后我们进入中电联开始了紧张的调研工作，并先后与张绍贤理事长、叶荣泗副理事长、乌力吉副理事长和中电联各职能部门的一把手进行了会谈，听取他们对本部门和中电联总体改革思路的意见。

　　一、中电联组织结构方案设计

　　经过近五个月调研写作的紧张工作，课题组终于完成了中电联组织结构方案设计。

　　该方案设计的指导思想是：以中电联在市场经济下的职能定位为基础，力争做到既符合行业协会一般国际规范，又能适应我国工业经济和电力工业管理体制实情。我们认为，当前生存环境的转变已使中电联的改革迫在眉睫，思想观念的转变尤为重要，不解决观念问题，中电联的改革只能是流于形式，走走过场，对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于事无补。

　　我提出了中电联改革方案设计成功的三条标准：第一，中电联是否能成为电力行业无可替代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民间中介组织，既不是国电公司的附属机构，也不是“二政府”;第二，中电联的作用是否有利于电力行业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否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第三，中电联的存在是否有利于国家产业政策的顺利执行，是否有利于维护电力企业的合法权益。

　　要达到这三条标准，中电联必须转变观念，走出三个认识误区：一是热衷于“官办”的误区;二是自身定位“二线机构”的误区;三是过分强调“客观困难”的误区。

　　在方案中，我们基于对未来竞争性电力市场形成后“政府管电职能必将逐步弱化，而行业自律管电将呈强化之势”的基本判断，将中电联的组织定性为一个民办的、非营利的、具有社团法人地位的中介组织，而不是仅仅依附在国电公司的卵翼之下。同时，应该把自立、自主、自律作为中电联办会的三大宗旨，这是中电联能否办好，能否有效发挥行业中介组织作用的关键所在。我们设计了中电联组织结构的目标模式和过渡模式，使中电联能迅速完成从国家事业单位到具有社团法人地位的行业中介组织的转变;把国电公司的行业管理职能移交给刚顺利换届的中电联，从而彻底实现政企分开，不仅解决中电联自身的定位问题，也使国电公司能够清晰其自身的企业属性。

　　二、向张绍贤求教——坚定大电网理念

　　在中电联咨询方案制作过程中我的一大意外收获就是与中电联前理事长张绍贤的相识。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张绍贤，因为张绍贤曾经担任过北京电管局局长，我从小生活的石景山发电厂正好归北京电管局管。石景山发电厂是北京市主力发电厂，张绍贤经常来石景山发电厂视察，石景山发电厂的很多人对张绍贤都非常熟悉，我也经常听我的父辈们提到他的名字，所以从小就对他充满了敬意。

　　中电联很多部门从事着和电网安全技术有关的咨询和认证工作。这些部门的一把手大多来自国电系统电网和电源的工作一线，普遍具有丰富的电力知识和工作经验。因此在调研中，我除了向他们了解中电联体制组织方面的情况，认真听取他们对中电联改革的好思路和建议外，也会经常向他们请教困惑我的有关电、电力工业和电力体制方面的问题。

　　全国联网是我的一贯主张，我认为有必要把整个电力改革争论的焦点，从国电公司管理体制之争，转移到全国联网的技术之争上来。只要能够从技术上论证全国联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成立，国电公司生存的自然基础也就毋庸置疑了。然而我在最初提出全国联网时就遇到一些同志的反对，他们认为电网越大越不经济，电网越大越不安全。即使支持我的人，当我问他们是否电网越大越不经济、电网越大越不安全时，他们给我的答复也都十分含糊。因此，全国一张大网的安全性和经济性成了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

　　由于绍贤同志长期在北京供电局任局长，是电力系统公认的供电专家，因此我在和绍贤同志见面时，除了听取他对我制定中电联改革方案的建议，同时也顺便向他提出了全国联网的安全性和经济性问题。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当时毫不犹豫地就回答我说：“全国联网是非常必要的，电网的安全问题可以解决，在某种程度上电网越大越安全。”这是第一次有人如此明确地给我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回答无疑是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与他的交流，不论对于制作中电联的咨询报告还是在全国联网的安全性和必要性方面，都令我深受启发，因此让我对其充满了敬意。

　　他讲解得很细致，十几年过去了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他说过：“在交流输电线路中，任一相发生长久性故障，必须全线停电，的确存在不安全问题。但针对这一问题，已发明了‘背靠背’的输电技术，并已经在现实中成功运用，因此大规模联网的安全问题从技术上已经得到解决。”

　　所谓的“背靠背”就是采用交直交(交流电—直流电—交流电)的输电方式，发电站发出的电和用户用的电仍然是交流电，只是在远距离输电中采用换流设备，把交流高压变成直流高压。“背靠背”就是为了大规模联网而产生的一项技术，跨区电网之间采用直流输电可以避免一个电网出现故障波及到其他电网。因为在直流输电线路中，各极是独立调节和工作的，彼此没有影响，当一极发生故障时，只需停运故障极，另一极仍可输送不少于一半功率的电能。因此，建立在“背靠背”基础上的全国联网是安全的。

　　在解决了电网的安全问题后，我对全国联网的疑虑就只剩下一个了，即建电网是不是比建电源经济?电网是不是越大越经济?

　　为此，2002年8月我曾专程去请教了国电公司电网运营部魏昭峰主任。他尽管很年轻，却对电网的情况非常熟悉。魏昭峰从专业的角度向我介绍了电网越大越经济的道理：从电网和电源建设的周期和成本上看，全国联网的经济性更加明显。为此，他给我举了华北与东北双北联络线的案例，以此证明建电网比建电源更经济。

　　2001年建成的双北联络线，使得电荒期间北京四环以内并没有出现停电的现象，这条60万千瓦容量的线路对北京顺利度过电荒发挥了重要作用。

　　双北线是在山海关、秦皇岛连接华北电网和东北电网，线路全长150公里，线路容量是60万千瓦。由于在北京的用电高峰时期这60万千瓦是关键，因此这条线路如果不建，就还要建60万千瓦的发电备用容量，在夏天用电高峰时期投进去，因此不联网就得建电厂。而在选择联网的过程中，建设双北线只用了一年多时间，4.5亿元的投资总额。而要建一个60万千瓦装机容量的电厂，按2001年的建设成本平均4000元/千瓦计算，装机容量需要24亿元，是建电网的将近6倍，建设周期要4年，是建电网的4倍。

　　因此，解决同样的矛盾和问题，一个是1年时间，4.5亿元资金;另一个是4年时间，24亿元资金。无论是从经济性上来看，还是从时效性上来看，建电网都比建电源划算。

　　会面后，我们二人一致认为，从经济上看，全国联网就是构造全国化的大市场，在这个平台上的发电商、用户和售电公司之间的竞争更充分;而从电网的自然属性看，市场越大，电力商品交换和资源配置就越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

　　正是张绍贤从全国联网的安全属性、魏昭峰从全国联网的经济属性上看所得出的分析结论坚定了我要全国联网的主张和理念。有意思的是，至2003年，魏昭峰又成了中电联的专职副理事长，我听到这一消息，就萌发了要再次去拜访他的念头，其意义不仅是与我的这位电网老师延续友谊，更重要的是我看好中联电在未来中国电力改革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定要与中电联再续前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