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中国：工业4.0中国启示录

　　在鲁思沃看来，这场变革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工业4.0”时代的真正到来可能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变化将不断出现和递进。

　　当然，由此带来的挑战也将不断出现。“生产设备经济成本以及已经安装的碎片化的工业软件正在阻碍前进的步伐，因此不能做到快速而彻底地替代现有的存量市场。”西门子工业业务领域工业自动化集团首席执行官胡桉桐认为，在实现“工业4.0”的过程中，数据安全和功能安全也是关键因素。

　　与此同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众多业内人士也认为，“工业4.0”将发展出新的商业模式和合作模式，“网络化制造”、“自我组织适应性强的物流”和“集成客户的制造工程”等特征，也使得它率先满足动态的商业网络而非单个公司，这将引发一系列诸如融资、发展、可靠性、风险、责任和知识产权以及技术安全等问题。

　　中国工业的“4.0”启示

　　在“工业4.0”描绘的场景中，传统制造业将面对巨大的冲击，而信息产业的发展将最终颠覆未来的制造业。其实，德国“工业4.0”战略与我国提出的两化深度融合颇有相通之处。在某种程度上，两化融合可称为我国工业的3.0，两化深度融合可以说是我国工业的4.0。

　　“不论是美国提出的再工业化还是德国提出的‘工业4.0’，又或者是我国一直提的两化融合，最基础的都是建立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平台上。”罗军认为，这也意味着未来的产业一定将是平台产业和平台经济。

　　毫无疑问的是，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对于当今中国，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制造业，既是极为严峻的挑战，更是一个技术上赶超发展、结构上加快升级的重大机遇。“在新的发展背景下，只有将信息化的时代特征与我国工业化历史进程紧密结合起来，把两化深度融合作为主线，才能为推动工业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动力，也才能在向工业化迈进的过程中占得先机。 ”罗文表示。

　　此前为了进一步推动两化深度融合，工信部曾在去年9月针对当时制约工业转型升级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制定了《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2013-2018年)》。

　　“何谓两化的深度融合?我们从德国提出的工业4.0概念中，是可以得到一些启示的。”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制造业未来如何适应市场的变化，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强调更迅速、灵活地适应市场，用“贸工技”的方法跟上时代，还有一种则是“技工贸”的方法。比如，同样是家用电器，海尔走的是贸工技的路子，格力则是技工贸。

　　“我们从德国的工业4.0概念得到的启示是，格力这条路子也是可行的路子。我们和德国相比，研发投入不足。而格力强调核心技术在创新中所发挥的作用，这对于我们从制造业大国到强国的转变，是有意义的。因此，德国的工业4.0，可以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一个可选的方向。”姜奇平表示。

　　而为了更为长远的看待和把握未来工业的发展趋势，我国从以往的“五年规划”转而将规划年限扩展至2025年。今年6月初，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首次在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披露了正在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四大转变和一条主线：即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低成本竞争优势向质量效益竞争优势转变;由资源消耗大、污染物排放多的粗放制造向绿色制造转变;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主线则是将体现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数字化、智能化制造作为今后发展的主线。

　　据悉，此前项目组通过“制造强国的主要指标研究”、“制造业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和“制造质量强国战略研究”3个综合课题组以及机械、运载、能源、冶金化工、信息电子、轻工纺织、仪器和制造服务业8个领域课题组同时展开。这也意味未来公布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将在总纲要的基础上，还会明确相关领域的专项行动规划。

　　“事实上，无论是我国政府着手制定《中国工业2025》规划，无论使是美国战略，还是德国战略，核心都是抢抓未来全球制造业制高点。全球制造业未来发展趋势都是朝着更加智能化、自动化、个性化、定制化等方向发展。”罗军表示。

　　“中国的制造业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全达到‘工业4.0’的标准，在向‘工业4.0’推进过程中，需要把新的技术引入到旧的系统中，将传统的工业流程系统改造成实时的能动系统，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开展工厂4.0试点，对传统工厂生产模式的智能化改造。”张其仔表示，在向未来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政府还需要大力推进标准的国际化建设和产品安全设计，并利用市场规模优势，对传统工厂的生产模式进行改造。

　　而在张其仔看来，为了推进“工业4.0”的落实，德国三大工业协会共同建立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平台”办事处，吸引并协调所有参与本次革命的资源，这种组成跨界研究小组或者平台方式非常值得借鉴。

　　“事实上，政府支持产学研合作的动机不单纯来自于市场考量，通过产学研合作创新促进竞争往往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战略意图。我国应该充分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产学研用联合模式，一方面，针对不同类型自发的产学研合作网络或产业研发联盟，政府要通过引导和支持的方式促进其发展;另一方面，选择几个重点行业和关键技术领域进行试点，以行业骨干企业为龙头，联合科研实力雄厚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组建多种形式的产学研研发联盟，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和力量，共同推进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罗文建议称。

　　而在更深层的制度保障体系建设方面，中国需要走的道路后续更为艰难。罗军认为，要想在未来全球制造业战略中取得突破，首先应拓宽融资渠道，健全投融资体系。“我们都知道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但是，我们的企业目前并不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此前我去美国硅谷考察，发现很多年轻人带上自己的创意，拿着商业计划书就去找风险投资商。在国内，创业者首先就是去找政府，找市长，因为太多的资源在政府手中。风险投资体系不健全，融资渠道太窄，很难找到资金和政策;而银行的贷款年息是6%，对于大多数制造业企业来讲不堪重负。”

　　其次是全社会要营造创新氛围，将创新落到实处。“国家经济的基础是实体经济，应鼓励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要把扶持创新的资金和政策落到实处。建议成立科技银行，业务只能限定在高新技术的政策性扶持上，政府采取贴息等政策扶持。”罗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