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高访：售电改革 加州如何核定配电费率

　　笔者：配网资产是配网费率核定的重要基础，配网资产往往都是使用年限较长的固定资产，同样的资产在不断折旧的过程中价值是变化的，这无疑增加了成本核算的复杂性。CPUC如何理清资产的折旧问题?

　　Robert M. Pocta：是的，资产折旧是成本核算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举个“维修费(maintenance)”的例子。维修即意味着要有花费，如果是投入资金进行修缮，某些税收优惠可能就会发生直接扣除;如果说公用事业公司要投资新建电线杆以取代旧电线杆，这对公用事业公司而言意味着资本性支出，一旦建成，这些固定资产就会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提供常规配电服务，公用事业公司会从这些资产上获得回报，新的资产使用寿命有多长、需要分期摊销的折旧有多少，和原来的那批电线杆就不一样，这就需要进行另外的估算和研究。

　　电线杆只是公用事业公司庞大的固定资产中的一种，它们有数亿美元不同类型的固定资产，处于使用寿命的不同阶段。

　　配电资产折旧是我们要详细核定的部分，也是上述提到的分支报告之一。在报告里，固定资产在计提折旧时记录的应该是负数，比如某一个资产预计折旧会有1000美元，按年限平均法计提，十年分摊，这一年上报上来的就会存在“-100美元”这样一个标记，逐年折旧累计，原有资产逐年减值。原值减去计提折旧，就是当下核算期间的资产值。

　　关键就在于审核清楚其资产到底有多少，采取了何种折旧算法，当下剩余价值有多少。

　　对于寿命较长的固定资产，各个公司一般会有特定的流程、公式去处理，所有的这些数据都有一个统一的模型去处理，最后清晰呈现出为提供预计的服务要进行何种配电网建设。

　　※审核结果执行

　　笔者：公用事业公司提交预算，上报需要获取的收益，CPUC审核之后认为其所要求的收益不合理，会如何处理?

　　Robert M. Pocta：以SDG&E的预算报告来说，举个例子，他们现在的收入是一年14亿美元，他们明年想要有15.85亿美元收入，也就是说想让收入上涨1.85个亿。在我们的角度上来看，这些都是未发生的，那么首先就要问，为什么要增加这么多收入?

　　所以我们审核的目的就是看它要这么多收入是否合理，在审查的过程中我们如果发现不合理的地方，就会拒绝公用事业公司在预算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项目。

　　最终我们的决定可能就是，SDG&E明年只允许有15亿收入，SDG&E提出的15.85亿不能执行——也就是说把其中的0.85亿给否定了。

　　最终SDG&E在2016年的收入也就以15亿为标准，据此再折算成自己的配单费率，加到用户的电费单里，最终按照售出的电量获得实际收入。

　　笔者：如果在运行过程中实际收入与预算不符，如何处理?

　　Robert M. Pocta：比如说，2016年它们的实际售电量是低于今年报的预算，没有收满15亿，只收入了14个亿。这时候CPUC就会认定，既然批准了你15亿的预算，你还可以通过稍提高费率继续收回另外的1个亿。

　　但是，如果费率设定高了，最终收入了16个亿，他们就得“交回”多收的1个亿，因为预算是每3年一报，公用事业公司可以通过以后年度减少收入来达到预期目标 。

　　收多了的部分是应该最终返还到用户身上的，通过调低费率实现。公用事业公司在实际运营中会把实际花费和预算进行核对，每年年底进行整体核对，如果收多或收少了，超出或不足的部分都会计入平衡账户，平衡账户的情况会影响下年是否需要调整费率，这些平衡账户都是公开的。

　　笔者：收入多了可以退、收入少了可以补，如果实际花费与预算不符，又该如何处理?

　　Robert M. Pocta：在支出方面的处理是和收入不相同的。

　　比如说原来我们审核通过允许某一公用事业公司在2016年有1个亿的花费，但实际该公司只花了9000万。支出减少的原因很多，可能成本降低了或者效率改进了，我们会允许其保留这部分省下来的支出，可以视为对其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的鼓励。

　　然而，在下次汇报预算时，CPUC就会按照9000万的标准来审核了，而不会再批给它1亿花费，因为事实证明它们已经提高生产效率，不需要花费那么多。

　　CPUC审核的仅是“数字”，不会审核具体运行，不会“指导”公用事业公司如何运行系统以达到预期目标。

　　※所有者能得到什么?

　　笔者：收入和支出会受到上述监管和审核，几大公用事业公司都是上市公司，最终能够计入所有者权益的法定盈余如何确定?

　　Robert M. Pocta：公用事业公司盈利的依据归根结底也是上述“费率基础”，根据上报的各项成本和收益，最后会折算成配电费率——这个在我们最后出具的报告中会明确列示。

　　这里只说配电环节，费率乘以用电量，可以说就是公用事业公司能收回的(配电业务)收入，这里不仅要减去成本，我们还会从中减去公用事业公司的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剩下的部分才是他们能够获取回报的部分，股东权益就来自这里。当然，这和股票市场是分开的不同的体系。

　　笔者：加州公用事业公司虽然输配售分离，但母公司仍保有输配售资产所有权，配电盈余与其他业务如何区隔?

　　Robert M. Pocta：加州也有其他小型公司，有一定规模的配网为大用户提供直购电服务，收益最终体现在费率上，它们都是既有配网也提供供电服务，它们参与批发市场买电和配网服务都是分开的。无论对于大公司还是小公司，我们会跟踪它们的批发市场交易，有专门的售电和消费者权益部门监管售电费率，也都有相应的准则。

　　另外，对于三大和小公司，我们是分类核算的。小公司整体上如果下一个核算期间的费率变动不超过5%(每年)，我们就允许它不必再提预算了，还是按照上年的来，只有在变动较大时才需上报，它们都有平衡账户。而大公司必须每年提交报告，按期提交预算。

　　※改革过渡 厘清原有基数

　　笔者：加州的电力工业从完全垂直一体化模式，到后来发输配售“分开”，电力工业发生了很大变革。90年代末的改革之前与之后，作为监管部门在处理配电费率时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而最为关键的就是改革的过渡期间。加州是如何在改革过渡期间厘清配电资产、厘清配电费率的?

　　Robert M. Pocta：这个的确比较复杂。在去管制化开始后，公用事业公司卖出了大部分的发电资产——也正是这个时候我来到了CPUC的配电部门。把发电资产都卖出去之后，原有的费率基础就被破坏了。

　　当时改革有一个过渡条款，公用事业公司把自己的发电资产卖出去了，这期间有收入，但也有收不回的成本，预计流入企业的营收也就相应减少，这就形成了“搁浅费用”。为此，当时就出台了一个搁浅费用偿还机制，形成了一个独立账户，专门用于在改革之后让公用事业公司收回搁浅费用。根据加州的实际情况，大部分的搁浅成本最终都收回了。

　　所以在去管制化完成的时候，配电费率的核定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基础，或者可以说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但成本核定的方法仍然适用，CPUC就据此审核公用事业公司的预算和费率。

　　笔者：在去管制化之前，配电费率是如何设定的?如何保持改革前后费率核定的连续性?

　　Robert M. Pocta：总的来说，核算规则和现在是一样的。公用事业公司是需要向CPUC汇报的。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即输配分开。

　　加州电力工业以往没有ISO，输电网也不会交由第三方运营，电力资源如何调配在于垂直一体化的公用事业公司自己如何调度，州级监管能做的就是在各个公用事业公司系统内部允许其自行调度，为其系统内电的流动制定规则。在拆分之后有了ISO，所有的这些公用事业公司共同接受ISO的调度，输配也分开监管。但ISO只是电力系统多层级结构中的一层，各个公用事业公司有自己的调度，又有一个ISO级别，在功能上多了一道。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关键转折?CPUC同时还负责配气的费率制定，我对配气更为熟悉一些，这里用配气来举一个例子。配气和配电不同，公用事业公司仍拥有输气网，不仅覆盖加州州内，有的还跨过州境。如果从A地输气到B地，理论上只要存在必要的管网设施就可以实现。但在电力系统则不然，把电力系统给拆分之后，输和配就是分开的业务，从A点到B点输电需要接受ISO的调度，就有了一系列规则需要遵守。

　　每个公用事业公司内部自行调度又有自己的规则，这些规则也得遵守。如果想从A地输电到B地，这之间就存在复杂的价格，输配电网容量足够时，这就需要相对简单的过网费，如果存在堵塞，还得考虑堵塞成本。

　　所以就需要重新去定义在多个电网系统间、某一个单一实体电网下如何进行电力输送。

　　笔者：在您看来，费率审核现在和过去相比有什么变化?

　　Robert M. Pocta：历史数据一直都会有，会计核算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些会计数据不是CPUC去逐个计算的，而是公用事业公司一直就保有的，CPUC只是去审核。以往的投资都会被详细记录，这些主要靠会计和审计相关部门。公用事业公司采取前后一致的核算办法，我们要看的是它未来几年的投资是否合理，要参考的也是过去3-5年的数据——不会用到太久远的数据。

　　在去管制化之前，输配电都在公用事业公司内部，由CPUC监管，公用事业公司负责自己输电网内部的调度。90年代后期加州对电力工业实行去管制化，我们把配电网的运营权交给独立系统运营商(ISO)，把监管权交给了FERC。在输电费率上，FERC和我们在配电费率上要做的工作类似，但没有那么具体。毕竟现在改革浪潮已经过去十余年，最早期的争议渐渐减少，输配费率核定比当初要明晰得多，主要就是看最终用户要承担的是多少——因为对于公司而言，无论花费多少，它们最终都会通过一定途径去覆盖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