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体制改革两年回顾：好的、坏的与讨厌的

　　2015年3月，《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文)正式公布并执行。以此文件为纲领，我国启动了新一轮的电力体制改革。它明确了电力改革的总体思路与若干原则，对电力发展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不限于体制改革，而包括很多纠正市场失灵的激励、限制措施，以及过渡时期的临时性政策安排)提出了主要任务清单与目标。

　　尽管文件本身存在着“改革内容泛化，成为无所不包的大筐”的缺陷，但是之后陆续出台的改革细则内容聚焦在体制、机制与扩大竞争的政策变革上，开始做正确的事。两年以来，相关的改革工作在陆续开展，特别体现在输配电价核算、大用户双边交易、省级电力市场试点、放开增量(乃至存量)售电与配电等方面。大部分省份与地区，都制定了电力改革方案并进行了程度不同、进度不一的试点与试验。相应的，各项改革措施具有象征意义、程序性意义乃至最终的实质意义。

　　与此同时，关于改革的目标、方向与目前的成效等出现了争议性的讨论，比如对于电价下降如何评价，对于弃风限电是否改善的前景、对于市场建设是否方向正确并可持续等问题。

　　在这样一个改革中间节点上，本文不期望给出一个全景式的概括，而拟对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的主要变革，初步给出“好的”(近期出现的好的趋势)、“坏的”(发生了严重扭曲，或者新的潜在问题，容易造成各种隐患，影响改革的可持续性)、”讨厌”(长期存在的、关键性的影响效率与长期发展的问题)的评价，分析可能的风险与前景。

　　“好的”事情：实质性改变是好的

　　电价原来还可以如此便宜。

　　长期以来，我国电价水平的讨论受利益集团主导，呈现两个误导性的倾向。一个是总拿占用电量不到15%的居民用电说事，二是基于汇率转换去比较几乎不可贸易的电力商品的价格。这二者均存在逻辑、可比性、有无政策含义等诸多问题。并且，对于长期价格的上涨预期呈现一边倒的态势。

　　大用户直购、输配电价核算以及市场竞价，使得形成的价格水平相比政府标杆电价，不同程度的下降，可以达到1-2毛钱之多。人们终于有机会意识到电价原来还可以如此便宜，并且应该如此便宜。电价作为体现供需的机制，终于跟体现政策目标的额外电价手段，有了比较明显的区分。

　　当然，以“市场形成的价格”作为参考系，有些降价是过头的(以下部分讨论)，而有些地区仍旧不够，比如甘肃这种已建成风电、光伏容量早就超过自身用电负荷几倍的地区，其市场形成的价格应该是在相当时间内接近于零，高耗能大用户理应享受这种水平的电价。而目前的价格水平，距离这一“有效率的水平”差距甚远。因此，这一局面也无法在长期意义上释放“停止新建机组”的有效信号，无法形成对过剩电力消化的激励，恶化了弃风限电、过剩还继续建设等各种问题。

　　打破电网垄断迈出实质步伐。

　　过去的电网，基本是集电力的输配、售电、调度、建设为一体的垄断企业，并且由于定价模式缺乏独立的输配电价，统购统销，往往是市场中的唯一买家(从电厂)与唯一卖家(用户)，具有巨大的市场力量。这次的改革，在主辅分离的基础上，有效地在放开新增配售电、制定独立的输配电价方面进行了改革，削弱了垄断力量。

　　当然，垄断业务的分离，仍旧是需要在财务、功能乃至所有权上更加进一步的分割，以降低其市场的控制力，给其他独立市场主体以平等竞争的可能。目前亟需探讨的是，如何防止电网从内部遭“抢劫”——不同业务之间与内外的收益转移。

　　对未来的改变目标设定了明确的时间表。

　　对于电力现货市场、发用电计划，目前都明确了2017-2020年的时间表。不管这些进度的安排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现实或者不现实，具有明确的时间表无疑对评价改革的进程提供了有效的参考系。

　　基于竞争的政策设计越来越多，而基于规划的越来越少。

　　市场要保持基本的活力，具有长期的技术进步与升级的激励，公平的竞争不可少，而我国传统的“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式的规划模式，本质是限制与排斥竞争的。从国家能源局等机构完成的电力体制改革细则文件来看，无论是电量、电力还是价格，基于竞争的政策设计越来越多，而基于规划的越来越少。从“十三五”开始取消大部分“协调式”的能源与电力规划，彻底改造其方法论与范式有了市场运行的基础与支撑。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交易中心与市场建设，具有程序性意义。

　　目前，全国各省以及地区成立了众多的交易中心与市场，尽管基本开展的都是月度尺度以上的电量交易，而缺乏更加体现供需的短期市场，以及调度模式的改变。但是，这些事情，无疑是具有程序意义的。人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促进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与成熟，包括但不限于软硬件准备、营销与法律事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