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政协双周座谈会:“挺核派”和“反核派”争吵 俞正声笑着维持秩序
崔永元注意到,俞正声有时也会插话。当时有个研究转基因的专家在发言时说,饲料用的转基因玉米已经研究成功了,应该在国内推广。俞正声就问了一句:“饲料用的转基因玉米和人吃的转基因玉米怎么区分?”专家没有回答上来,沉默片刻之后,低头接着念稿子。
“座谈会的会风很好,没有啰里啰唆。”崔永元说。
崔永元参加过两次双周协商座谈会,第一次是2014年12月12日,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村落保护”,这个议题比较容易形成共识,都觉得需要保护,只是在保护和发展的关系上有分歧。
第二次就是“转基因农产品的机遇和风险”,这一次各方有观点对立。会议前的通知中明确要求每个人说自己的观点,相互之间不要争论,因为一争论起来就没完没了。
“但我还是违反了一点纪律。”崔永元说,他听到某部委一位人士的观点时,就直接表示了抗议,大概有两三个回合的争论。
实际上,在双周协商座谈会上,类似的交锋经常出现,因为选择出席者时,就已注意到邀请一些观点对立、有代表性的委员或专家参加。
2014年1月9日,双周协商座谈会的议题是“核电和清洁能源发展”,会上就分成了两派,“挺核派”认为,核电是清洁能源,在雾霾日益严重、能源结构调整迫在眉睫的情况,中国应该更多使用清洁能源。
但“反核派”认为,核电站在技术上并不成熟,应该实行总量控制。争到激烈处,主持会议的俞正声笑着维持秩序:“我们是只交锋,不争吵。”
双周协商从一开始定下的工作原则中,有一条是“坚持广开言路、求同存异、民主协商、集思广益”,鼓励各界别委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发表意见和见解。
2014年5月27日,在“化解产能过剩”座谈上,全国政协常委李毅中就直言不讳:“化解产能过剩虽然经过了很多努力,坦率地讲,成效并不显著。”“对于产能过剩的行业,再好的项目也不能上了。”

2016年1月21日,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双周协商座谈会。曾经参会的委员注意到,主要是委员和应邀出席的专家在说,俞正声偶有插话,他特别希望有互动。(新华社记者刘卫兵/图)
解决了工伤保险“老大难”
为确保协商成效,每次座谈会召开时,国家相关部委的负责人要到场与委员对话,直接听取意见,为相关建议“落地”开辟便捷通道。
两年多下来,经济、民生等相关部委负责人,几乎都受邀参加过双周协商,其中财政部、发改委、人社部、教育部受邀的频次最高,成了常客。
2013年11月21日的座谈会主题是“为维护职工群众切身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言献策”。会上,政协委员颜辉提出建议,应从立法源头上确保职工“劳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在场的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就回应:2020年前,人社部将在全国推行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努力推动95%的养老保险参保率。
当天派员去现场的还有国家发改委、国资委、广电总局等部委,如果委员的意见与在场某个部门有关,俞正声都会点相应的部委领导作回应,并强调:“政协的职能是协商,不是给你们作指示,而是给你提一些好的建议和意见。”
社会组织是社会协商的重要载体。2014年7月25日,全国政协对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协商座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到会介绍了相关情况,并与委员们互动交流。次日,他就召集民政部相关司局负责人,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改革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
从结果来看,到目前不少双周协商的意见已经影响了政府决策。
2013年12月24日,双周协商座谈会讨论了汽车尾气问题后,形成了报告给中央。该报告提出,仅占汽车保有量13.4%的黄标车,却排放了81.9%的细颗粒物,后来,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600万辆。
2013年11月7日,有关建筑产业化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之后,中央领导同志在报送的信息上批示:“推进建筑产业化势在必行”,要求住建部会同有关部门深入研究。
据全国政协相关人士介绍,双周协商座谈会推行之初,不是所有中央领导都能看到协商的成果,初期座谈会结束后,是将协商成果以信息专报的形式,报送相关的中央领导,一般不会报送有关部委。
2014年3月开始,全国政协将协商成果报送到中央领导和相关部委,推进了协商成果的落实转化。
建筑业工伤保险,在过去视为“老大难”问题,社会上呼吁了十几年但一直没有解决。2014年11月13日,全国政协以“建筑工人工伤维权”为议题进行了协商座谈,这实际也是全国政协社会法制工委从2013年就开始跟踪调研的专题,并与人社部、住建部、总工会、安监总局等部门进行调研。那次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又围绕资金来源、体制机制障碍、部门利益等各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然后形成了供国务院决策的参考建议。
2014年12月,国务院四部委终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解决了多部门十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
5改变“年委员”的印象双周协商座谈会的推行,不仅推动了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是发挥全国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主体作用的一个探索,让更多的政协委员有了“存在感”。
过去全国政协委员一年只开一次会,委员主体作用难以得到充分释放和发挥,这个现象被称为“年委员、季常委、月主席”(政协常委每季度开次会,政协主席副主席每月开次会)。但有了双周协商座谈后,每年大约开20次座谈会,每次邀请20名左右的政协委员,一年能邀请400人。一届5年,就有2000人可以通过双周协商座谈会参政议政,改变了“年委员”的印象。
双周协商座谈会的启动,也使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这一定位更加清晰。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主任刘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协商民主作为十八大之后的高频政治词汇,呈现出越来越被肯定的走势。尽管在延安时期的“三三制”(延安时期的一种政府组成机制,共产党员、工农、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政治协商”已经有“协商”的意思,但那时还是一种“民主协商”,而不是“协商民主”。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郑万通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早在1991年中央领导同志就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有两种形式,其中就包括“协商”:“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和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2006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论证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但到那时,还只有“协商”,尚未明确提出“协商民主”这一概念。
在“协商民主”从“形式”上升为“制度”的道路上,全国政协做过不少推动工作。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提出了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加强协商民主工作,成为当年两会热点。2007年11月15日,国新办发表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确认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概念。
十八大报告不仅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提出了“协商民主”,并提出了“协商民主制度”概念,从而将协商民主从一种民主形式上升为制度形式。
有媒体报道认为,协商民主或许成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条重要路径。政协作为专门的协商机构,在2013年3月产生新一届全国委员会之后,便把对加快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部署,并对增加协商的频度和提高协商层次进行了探索。
2013年5到6月间,全国政协赴全国各地,对协商民主的推进情况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研,调研共分八个组,经过多次讨论后,全国政协决定重启“双周座谈”。
现在,全国政协每年有1次全体会议、2次专题议政性常委会和两次专题协商会,20次左右双周协商座谈会,再加上专题协商、界别协商、对口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协商形式。可见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的建立,完善了政协的参政议政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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