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好日子到了？在未达最优份额前就可能停下脚步

　　我国在风电技术学习中要起世界引领作用

　　风能、太阳能发电技术已经基本走出实验室，纯粹的研究与开发(R&D)带来成本下降的因素已经很小了。过去若干年，风电机组单机容量的不断扩大，主要是市场拉动作用(marketpull)的影响。对风电设备制造行业的激励，有效地创造了需求。

　　风电作为接近商业化发展的技术，需要政府手段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才能从“高成本、低份额”的死锁(也是一种均衡)过渡到“成本持续下降、份额不断上升”学习阶段、再进入到“低成本、高份额”的新的均衡(我们希望的均衡)。发达国家各种要素成本高，而不发达国家缺乏制造业的基本能力，成本更高(比如非洲，突出的表现在本地成本要素，比如运输、建造成本高)。中国、印度等具有制造业能力的国家，寄希望别的国家成本下降之后技术输入是不现实的，因为它们就是世界的低成本中心。

　　目前，国际的技术合作存在以下的一种理解的视角。先进的技术、核心的部件可能是发达国家最新发明、制造的，以各种方式引入我国(可以称为外溢，spillover)，在这里实现技术的再创新，以及低成本的制造。这种设备与产品，然后再以贸易出口的形式返回到发达国家，支持他们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我国的光伏设备是一个这方面的典型行业。

　　这一认识如果得到认可，将具有很强的行动含义，回答风电发展的“时间轨迹”(timepath)问题。我国需要在风电的技术学习中起到世界的引领作用，特别是在制造环节。这方面，寄希望于“等时间”、“等国际同行”来实现风电的成本下降是不现实的。

　　固定优惠电价优于价格可变动的其他机制

　　实践中，我国采用了固定的分区域电价(FIT)来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对此的主要批评在于其固定的价格，无法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下降产生激励。即使有下降(比如德国的“电价走廊”)，是否反映了成本变化，是否存在激励过度也很难讲。没有竞争，一般而言其实现装机目标的成本就会高。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对这一观点形成了有力的反驳。作为新生的技术，其市场风险是很大的，固定优惠电价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收益预期，那么其资本成本可能就会相应降低。而如果存在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比如FIP与招标)，这种不确定性必然意味着高的资本成本，风险溢价，从而推高可再生发展目标的实现成本。与此同时，固定的优惠电价虽然没有在发电侧形成有效竞争，但是在上游设备侧的竞争仍然是非常激烈的。这有效地促进了设备制造行业的进步与成本下降，与最初的政策支持目标相符合。

　　“弃风”问题的解决仍旧关键

　　目前，风电的“弃风限电”问题，仍旧是困扰产业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仍然得不到有效解决，甚至进一步恶化，那么风电的发展就可能出现困顿的局面，规模无法继续扩大，成本无法继续降低。风电在远未达到其最优份额之前就可能停下脚步。

　　如何理解弃风的原因关系到可能的解决方案的具体形式。技术上，有很多的供应与需求侧的措施可以减少弃风的发生(比如Lundetal.(2015)的综述)。一般而言，只要投入足够，弃风问题肯定能解决。比如建造一个足够大的电力系统;本地有消纳不了的情况，就通过外送解决;每个风场配一个巨大的储能系统等等。衡量弃风的解决方案，不能停留在“有效”的阶段，而是基于更明确的价值标准，比如哪种方式成本更低，长期更有潜力、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去判断。

　　正如笔者之前文章分析的那样，弃风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缺乏市场竞争机制，导致风电无法对火电形成有效的份额竞争挤压，现有电力系统接纳风电的潜力还远未实现(一个显著的指标是火电的利用小时数还高达4000小时以上，在弃风如此严重的条件下火电“启停调峰”居然还未成为常态)。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电力体制改革，特别是显性的市场份额竞争机制的建立，仍然是不可缺少的。(注：作者系卓尔德首席能源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