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改革将掀起能源革命的轩然大波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概念，在社会管理逐渐由泛化向分化转变的大背景下，能源领域国企改革将对推动能源革命起到巨大作用。能源央企在沿着放开竞争性领域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一思路前行同时，应如何履行社会责任及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引起思考与探索。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宣晓伟，听他谈谈对能源革命的理解。

　　“化石能源体系向可再生能源体系转变”

　　笔者：您怎样理解能源革命?

　　宣晓伟：我所理解的能源革命包括三个层面，既包括物质层面，如具体的能源生产、消费和技术的进步，也包括制度层面，能源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还包括观念层面的变迁，很大程度上正是观念决定着人们采取怎样的行为、推进何种制度变革。所以，要完整理解能源革命，不仅要关注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变革，更要探讨观念层面的变化，要关心应该采用怎样的理念来指导能源革命下的具体实践。

　　从观念层面看，过去30多年来指导我们能源领域改革实践的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理念。而根据经济学理论，推动改革的根本逻辑是根据产品的公共属性来划分不同企业所从事的领域。

　　如果是非公共产品，就应该由充分的市场竞争决定供求和价格，国企不应参与;如果是公共产品，私人企业不愿参与，应该由国企负责生产和提供。目前这个理论在指导能源领域深化改革上遇到很大困难，因为能源生产供给牵涉的所谓国家能源安全、保障民生、国有资产等一系列议题，它被认为既有公共产品属性，又有非公共产品的属性。所以，纯粹依靠市场经济的理论并不足以推动能源领域的改革，这也是过去这些年来能源领域改革没有得到根本转变的原因。同样，仅仅利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理念做指导，也不足以产生我们所希望的能源革命。

　　笔者：您的观点是?

　　宣晓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概念。就是说不同的社会，治理方式是不一样的，政府、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也不一样，这里的变化实际也可称为一场“革命”。我们需要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念指导下一步能源领域改革，以期产生能源革命。

　　具体而言，过去社会治理是一种功能泛化模式，即一个人、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团体，它可能有很多身份混在一起。例如在传统计划经济下，政府与企业不分，政府决定着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像一个大企业;同时企业又承担着各种公共服务，像个小政府。能源领域状况亦是如此。而现代社会的治理是一种功能分化的模式，政府是政府，企业是企业;与此同时整个社会逐步分化成彼此界限清晰、互相间隔的各个领域，人们不可以凭借政治权力在不同领域串来串去了，如一个人不能在当官的同时又在做生意，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产生了所谓的腐败。对于一个机构、一个组织亦如此，各有各的功能和使命。

　　笔者：您提到物质层面、体制层面和观念层面的革命，您怎样看这三者关系?

　　宣晓伟：实际上三个都是同时在变化，互相影响的。有时物质层面的因素最重要，例如一项革命性的能源技术创新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有时制度层面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因为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就会需要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作支撑;有时理念的变化才最根本，没有理念的合理指导，人们根本难以找出制度变革的方向。

　　目前，我们是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体系，未来将转变为以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为主的体系，它们背后的支撑条件、技术、观念都是不一样的。一个模式出来以后，就会冲击原有的制度安排和利益格局，比如我们现在会出现弃风、弃光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电力系统的制度设计很少考虑这种能源形式，当它出现时，不适应就是自然而然的。

　　“能源改革须适应经济新常态”

　　笔者：随着我们的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这种“新常态”似乎给能源改革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契机。

　　宣晓伟：过去经济一直高速发展，能源领域首要是解决供应不足的问题，应当说这块我们做得还是不错的。但在这种追求供应数量的时代，我们对于很多优化问题比如结构问题、环境成本方面就考虑的相对少一些。

　　事实上原来的那套体制是适合解决经济高速发展那个根本矛盾的，现在我们要解决新常态下的矛盾，也需要体制上进行相应的调整，这也是能源革命一个大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