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济学解读人生

　　编者按: “庸庸碌碌”是一辈子,“轰轰烈烈”也是一辈子。读樊纲的“经济人生”,你将以更理性的态度审视人生,做出最聪明的人生选择。

　　一谈到“选择”,恐怕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没什么可以选择的”,什么都是由别人(政府、父母、单位、社会等)决定了的。的确,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似乎都不能由我们自己决定,相反,是由各种各样的外在因素所决定的,以至许多人会产生一种“宿命”的感觉,觉得人的命运是由某种神秘的力量支配着,今天高兴了让你走运,明天不高兴了就让你“走背字”。所以在讨论“选择”问题之前,我们似乎首先需要讨论一下为什么在许多情况下“不能选择”,“命运”实际是一种什么东西。

　　无处不在的约束

　　其实,用经济学的眼光看问题,选择都是受限制的选择:天下从来不存在什么绝对自由的选择,没有人能够在进行选择时不受限制,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绝对地“为所欲为”。这个有限的、供我们进行选择的若干种可能性,就构成我们的“选择范围”。每个人在每一件事上都有一个特殊的选择范围,由一些不以我们自己决定的“外在因素”、“客观条件”、“社会环境”所决定。我们在许多情况下显得“无法选择”,甚至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就是因为那些主客观条件已经事先将某些更好的可能性排除在可供我们选择的范围之外了。所谓“最优选择”或“最佳选择”,都是在“矬子里面拔将军”,是在诸多不太好的可能性当中, 选择“稍好一点但不能再好”的那么一个。总之,是在一个被限制的、可能实现的范围之中进行选择。超出这个范围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 “梦想”,不可企及。

　　这就好比经济学在研究消费选择时,首先要明确一个人的“可行的采购单”,说白了就是明确一个人买得起什么、买不起什么。如果一件物品的价格数额比一个人所能支配的全部收入还高,它根本就不能进入这个人的选购范围。比如一辆“奥迪” 轿车五六十万、一栋别墅小楼几百万,比我们的全部积蓄甚至这一生预期的收入还高出几倍、几十倍,它们根本就还没有进入我们的“选择范围”之中——它们不是你“可能的消费”!换句话说,我们的收入水平,限制了我们所能进行的选择。我们只能在那些买得起的东西之间进行选择,比如我有一万元存款,我就买得起一套 9900元的音响组合。许多人可能不会“倾家荡产”去买这套音响,但如果我就是有听音乐的强烈偏好,属于音乐“发烧友”之列,我总还是能够买得起的。一个人的收入越高,他的“可行的采购单”就越长,选择余地就越大;反之,收入越少,那个采购单就越短,选择的余地就越小。

　　机会并不均等

　　限制我们选择的因素很多。就“先天因素”来说,首先,你出生在怎样的家庭当中,成长在怎样的社会环境里,不是由你自己决定的。讨论这种“先天性”因素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实际上,人们在生活中会经常感觉到这个问题,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提醒我们这个因素的存在和它在决定人生旅途中的作用。我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在八九岁的时候,看了电影《农奴》。要说电影、文学艺术怎样能达到“宣传”、“教育”的效果,我想那部电影应该说是一个“范例”。看过电影之后好几天,我一直在想同一个问题:如果我生下来是个农奴怎么办?什么都没了,受饿受冻、挨打挨骂,王爷说让你死你就得马上死!后来去了美国, 经常想到一个人生在中国和生在美国的差异。别的不说,同样是学经济学的,一个英语国家长大的人,至少比在其他国家长大的人有一大优势,就是不必再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学习一门外国语言(英语)以掌握大量的现代经济学文献(因为它们大部分是英文的),不用在写论文时顾及语言上的障碍,在语言上多费那么多的工夫。我曾到非洲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一天下午抽空一个人乘公共汽车到郊区游览,看到了一大片城市贫民区,许多失业的黑人青年闲坐在街道两边,周围是破败的棚户,房前屋后遍地是些脏水坑,身上的衣服也是脏兮兮的,不少人蓬头垢面。一个问题马上在我心中掠过:假如我出生在这里,会是什么样子?十几年前在河北农村插队时,我做过几个月的民办小学教师,教二、三年级的“复式班”(两个年级同时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班上有一个天赋极高的女生,不仅聪明,而且活泼大胆、能言善辩,不敢说是个天才,但至少比我记忆中的那些小学女同学都更有天赋,也更有进取精神。我不记得在我过去的同学中,有哪个女生(或男生)恨不得每次把手举到老师的鼻子底下,抢着回答问题,而且多半总是对的。我离开村子到县城工作之前,专门跑到她家和她的家长谈话,希望他们能让她上完小学,甚至再上中学。到她家后我发现,这户人家按当时当地的平均水平衡量,也只是一户贫困家庭:五个孩子里她排行老三,全家七八口人,三间草房,炕上只有一床被子、一张席。我还是把我的来意说了,家长口头上也说一定记住老师的话,感谢老师的好意。但我知道,等在这个女孩子前面的会是一种怎样的生活。能上完小学,在当地的女孩子中已是不错了,接下去就是帮大人养猪,照看弟妹,下田种地,然后是嫁人、生孩子。我不知她后来怎样了,但我一记起她,就会想到这样的问题:假如她生在城里、生在北京,命运又会怎样?我真心地希望她后来已经有了某种更好的机会,来利用和发展自己的天赋。一个人凭借自己后天的努力,能改变许多事情,但许多先天条件至少决定着你达到同样的结果,要比别人付出更大的努力。

　　“后天”发生的一些外在因素,虽然不取决于我们的选择,不由我们自己决定,但却决定着你的命运。这当中首要的就是种种社会因素。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刚刚通过了小学六年级的毕业考试,接下去要参加升中学的考试,面临的选择是报考哪所中学。我当时最大的希望就是去“住校”,离开家庭去过独立的生活,那似乎很新鲜、很带劲,因此选定了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据说这三个学校都可以住校)作为我的三个志愿。但还没考试,没有填志愿表,“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不仅不再有什么报考哪个学校的“选择”,而且干脆不再有什么升学考试,一年半后才“就近分配”,进了中学,又一年半后就“初中毕业”了。其实当时没上过什么文化课,数学学到正负数,英语学了一句,字母念到第8个(H)。然后就是上山下乡。我在小的时候,曾有过去农村的愿望,因为在电影里看到的农村,总是小河流水、绿树青山,静静的农舍、缕缕的炊烟,可以上山采果,可以下河摸鱼。但真正到了要上山下乡的时候,人已经大到懂得农村生活艰苦的程度(中学里两次下乡劳动已有了实际的体验),已不再谈得上什么愿望和选择。当时唯一的“选择范围”是去东北还是去内蒙古,我们那一批“69届毕业生”,没有去农村插队,没有留城进工厂,而是“连锅端”去了生产建设兵团,只能在去什么地方的问题上还有一些选择余地,但也不大,因为按比例,北京 13万毕业生,11万要去东北,只有2万去内蒙古。

　　父母家庭当然更是不能选择的,而他们总是决定一个人生活道路的第一个外在因素。我的父亲母亲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大学毕业的建筑师,这决定了我从小就能获得较好的家庭教育,有一个较浓厚的“家庭文化氛围”,经济状况一直也还不错,这些好处使我从小打下了较好的文化基础。但这一切又由中国过去的那种社会状况所决定,会成为一个人的“家庭包袱”。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三个叔伯中有两个也是“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还被定为有“特务嫌疑”,这就决定了我后来不能参军,不能上工农兵大学,事事都要排在别人后头。在中学里的时候,就有了一顶“可教育好子女”的帽子,与“红五类”们相区别, 以后到了兵团,“家庭问题”更是与我形影不离。由于喜欢写点东西,领导几次想让我做文书、秘书、报道员之类的工作,但几次“政审”,外调材料一来就都告吹了,结果只是使“档案袋”越来越厚,工作却从来没有调成。1975年年初传达毛主席指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我有幸被派到师部参加一个理论学习班,主要是学习《哥达纲领批判》等几篇马列著作,师部宣传科的两位干事给我们辅导。现在已记不清是为了什么,在哪个问题上,总之是一个相当抽象的理论概念问题, 我不同意辅导员对原著的理解,并在小组讨论时讲了自己的看法。我发言的第二天,这件事被上升为一个“政治事件”。团里带队的一位团部首长以前在我们连蹲过点,知道我的情况,“政治警惕性”非常高地在学习班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这是“右派子弟”借机干扰学马列,矛头指向上级领导,于是先是取消了我原定由小组推荐在第二天大会上发言的权力,第二天又命令我提前回团,停止参加学习班。没有人找我谈话,更没有人找我讲在理论问题上犯了什么错误,只是人人都开始议论我是“右派子弟”。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出身政治歧视主义”的统治告一段落。(我不敢说这种“主义”已经终结或不会再旧病复发,即使我们这里仅指“明文规定”或制度化了的“出身政治歧视主义”。)今天的青年人,一般说来,再也不会因上一辈人的政治恩怨而被划入“另册”了,这无论如何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是我们中国人的“文明程度”的一大提高。现在大家已经越来越熟悉的一个词是“机会均等”。这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涵义的概念。就人与人之间来说,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可以是不均等的,有的是由一些先天的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一个人的生理构造、遗传基因与别人不同,智商特高或者特低,身体特好或者特差,左脑或右脑特别发达等;而更多的差别,则是后天因素造成的。在诸多的后天因素中,有些是自然的或物质的原因,比如最近有一些研究成果显示,沿江沿海地区的人之所以较内地的人更聪明些是因为他们从小更多地吃鱼,而鱼肉里有一种什么东西特别有利于脑体的发达。(看了那则报道之后我加紧吃鱼,不知还能否补上。)但更多的差别,是由后天的一些社会因素造成的。即使像体质好坏这样的物质差别,一般说来一个人的身体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时候的营养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的“一个孩子好”的人口政策,也有利于社会平等,因为这会缩小每个人幼时营养水平的差别)以及后来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在教育、就业、经济、收入、竞争条件、社会地位等方面,就更取决于一个人所具有的家庭背景、文化程度等。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哲学家与搬运工之间的差别,从先天条件上看是很小的,很大程度上是后天造成的。个人兴趣与个人努力当然是造成哲学家与搬运工差别的一个重要的后天因素,但即使是个人兴趣这样的因素,更多也是上面所说的种种社会因素造成的。比如,激励哲学家努力读书去当一个哲学家的那个兴趣或志向本身,就可能是与从小特殊的家庭背景、邻里环境和所受教育等分不开的。美国黑人犯罪率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从小生长在一种贫困、受人歧视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目的,就是要不断地缩小和减少所有这些方面的差异。“机会均等”就是要给一个人在人生起点上,创造出平等竞争的条件,从幼儿营养开始,直到所受教育和参加就业的机会。许多国家采取对育儿母亲的优惠政策,目的不在于父母,而在于儿童,是为了缩小儿童之间在成长条件方面的差异。

　　我们生活的社会,仍然存在着许多方面的机会不均等,不均等的程度应该说还相当大,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不断缩小,而不能再人为地加以扩大。像“家庭出身”这样的因素,在政治上,现在已不再是造成机会不均等的原因,但这不意味着在其他方面,不会造成机会不均等,还需要有更多的社会政策逐步加以克服。比如目前仍存在的“户籍制度”,造成并维持“城里人”和“乡下人”,“大城市人”和“小地方人”之间的差别,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人为因素,显然也应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消除。我不知道在我的这一生能否看到普遍的城乡平等(不一定是收入平等,但是机会平等)的实现,但我相信我们早晚应该有这一天。在国外曾看到电视上的一则报道,在荒漠上的一个被废弃的小镇上孤零零地住着一个汉子,过着极为简单的生活,记者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前几年曾去拉斯韦加斯生活过几年,后来嫌那里太乱,又回到了这片家园。我们的经济什么时候也能发展到这样的水平,不再需要对城乡之间人口的转移作任何人为的限制,而只凭人们根据自己对生活的偏好进行自由选择?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人与人之间机会的不平等,我想应该说有着较为深切的感受。因为我们走入社会之初,就一下子到了社会的“最底层”。那种在最底层的感受,第一,并不是一般的“下乡体验生活”的人所能获得的,甚至不是那些下乡时就已事先知道两三年后可以招工回城,比我们晚几届的知青所能体验得到的。我们当时在农村的确得不到比当地人更多的机会,确实有一种看不到其他出路、“选择范围狭小”的感受。政府有一些针对知青的特殊政策,但在我们的理解中,这些政策也只是在我们“落户”之初提供一些方便。第二,这种感受也是原来就在“底层”的当地人所体验不到的,因为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没有构成反差。他们的生活很苦,但却是历来这么苦,苦到了事实上不再有别的什么更高的奢望。上山下乡,无论如何应该说是一个难得的人生经历,它最能造就出一个人的平等观:在一夜之间,你会发现你作为“城里人”的一切优越之处,都已荡然无存,变得毫无意义。在你面前的机会,事实上比当地人还少,你在事实上已不如当地任何一位你过去可能看不起的“乡下人”。只有这时,你才会发现,一切作为生物的人事实上是平等的,你的那些所谓的优越之处,其实都是社会后天造就的, 因为这时你已不再比任何过去认为“鄙贱”的人有任何的高贵之处。